三是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的逐步完善，使得金融资源在市场机制下得到优化配置。
为增强银行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两个量化的流动性监管指标，要求银行提高短期资产的变现能力，同时至少在一年的时间内保持资金来源相对于其运用的匹配性和稳定性。考虑到银行规模结构、经营战略和业务特点的差异性，《办法》将流动性覆盖率指标适用范围限制在资产规模2000亿元以上的商业银行，充分考虑到中小银行的合规成本。
2003年起，大型国有银行陆续开始股份制改革，为后续实施严格的资本监管制度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提高了资本水平和质量要求，并引入杠杆率和流动性指标，作为资本监管的有益补充。2006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第二版巴塞尔协议（简称巴塞尔Ⅱ），这是资本监管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些监管指引旨在健全银行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改善风险文化，形成金融体系内部有效的自我约束，构筑全面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巴塞尔Ⅱ的重大变革在于：一是构建了完整的资本监管框架，建立了由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构成的三大支柱。
应该认识到，巴塞尔Ⅲ是针对国际活跃银行尤其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的一套较为复杂的规则，有着很高的监管和合规成本。2005年，我国借鉴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核心原则》制定了《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将流动性监管和银行流动性管理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了包括流动性比例、核心负债比例和流动性缺口率在内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和监测指标。以秦迁都咸阳为界，商鞅变法一般被分作前后两次，《秦本纪》记第一次变法，仅有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卒用鞅法……其事在《商君》语中一句。
县鄙之县，概言国都之外的周边区域，春秋时武公居平阳封宫，在今陕西宝鸡附近，邽、冀戎距平阳较远，文献也少见通过县鄙延伸来扩展疆土的记载。……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文子曰：‘温，吾县也。二、西周分封与公邑—私邑复合制武王伐纣，小邦周克大邑商，西周以宗周、成周为王畿之域，畿外广行分封。
关键词：先秦 秦汉县制 分封制 官僚制 商鞅变法 一、问题提出及概念引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中，县制起源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思考郡县制形成发展、国家地方治理早期变迁颇具意义。对此，吕思勉云，盖周初大国之封，仅等秦汉时之一县，其后开拓，浸至倍蓰。
以为七县、以为三县，指由私邑再次转为晋君直辖公邑。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呈现内聚型特征，君主集权理念始终贯彻其中，进而在分封制下，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同样较为突出，可称早期中央集权。首句至魏犫为右一段，参引《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纪事。晋文公平定王子带之乱，得到封赐，赵衰、狐溱分任原、温两邑大夫。
进而，西周是否使用县称，又是否假借瞏、寰以表示县，反而并不重要。晋县规模虽小，但较为整齐统一。在此基础上看，西周分封制向秦汉郡县制的演变，不宜视作简单线性发展。晋国将两家卿大夫的封地重新规划，分设七县与三县。
此县不代表县鄙之县，也不表示县邑之县。周虽普行分封，但不排斥君主对公邑的直辖管理，实际呈现为王权主导下公邑—私邑复合制。
开地若干千里，对应被并之国直线排列的长度。杜预集解曰：先茅绝后，故取其县以赏胥臣。
此外，司马迁有概括性表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辨析《左传》等先秦史料所见春秋县制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明确这一时期县的性质，相较于中国学界所主张春秋晋县为私邑、日本学界所主张春秋晋县兼具公私双重特征的看法，提出新认识。至于当指未灭而服属于楚者、国而曰县，比之于楚内臣也，谦辞之说，也可斟酌。秦简出土地安陆属于秦南郡，取直线距离最长者，南郡东西长约1063里、南北长约613里，与千里呼应。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至于都邑、封邑的等级制度，见于《左传》：及（郑）庄公即位，为之请制。
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同时，赵国公邑明确，数目有限，绛县近在国都区域，赵孟任晋国正卿，主持国事，不太可能连绛县大夫都不认识，而要通过联系编户的方式确定。
至春秋末叶，晋县大夫选任及行政管理更为制度化，《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十八年）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如从名实之实着眼，后世君主委派官吏直管的县，无论大小，都指国都之外、悬系于君主之地。
至战国，齐境广大，鲁也大启尔宇。舆尉征发县中舆人，从事筑城在内的县内外徭役，与秦汉县尉征发县内男子服役已较相近。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不过，县如作边鄙理解，则无公私之分，因此，应当聚焦周王直辖公邑，而非国都之鄙。冬十二月以下，为《史记》独有。商鞅第二次变法，首先营建新都，筑冀阙、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直追东方诸侯，代表秦建成等级规格相埒的新都。
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所据材料在绥和二年（前7年）。似乎可以把这种规模的国，看作商代至西周的通常格局。
叔向代表晋国大夫，对应上大夫一级。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
从史料而言，因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故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当在阳朔二年（前23年）之前。绛非赵武私邑，而云则其属者，盖诸是公邑，国卿分掌之，而此邑属赵武也，后人多从之。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曲沃大于国，及曲沃强于晋，周命武公为晋君，并其地。先看一般认为县制渊源所在的楚。国之下大型聚邑称都，国、大都、中都、小都分等不是据辖域面积，而是城的周长，城周（城墙总面积若干雉）比为9∶3∶1.8∶1。县制形成与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变动有关，核心是官僚组织的建立及运行。
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楚君派巫臣治理申，供应军赋。
郢城之外，楚王主要依靠大都。又《史记·晋世家》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战国城邑发展的趋势是万家之邑、万家之县。今汲黯耻被除任荥阳这一要县之令，却不惜病归田里，从侧面提示县令、县大夫的差异。
